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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采访对象落马，对资深媒体人来说并不少见，但证监会原副主席方星海受查，还是让我五味杂陈。
2026年7月24日晚八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星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出任证监会副主席之前，方星海的履历中最长一段是在上海，同期我亦在上海的财经媒体任职，工作上多有交集。本文不涉及此次方星海被查事由，仅回顾其任职上海期间的一些往事。
一张"正局级"名片
2006年中，我担任《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到岗后马上拜访时任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方星海。
方星海履历相当亮眼。清华大学本科、斯坦福大学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履历在地方金融部门来说overqualified，但对上海来说则很合适。
见到方星海后，他递来一张名片，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副主任的头衔后面，赫然印着“（正局级）”。后来这张名片我带回北京，在编辑部被传看，给金融组的同事带来一片笑声。
那时的《财经》杂志，是一群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者集中的地方，大家对身为斯坦福博士的方星海有着这样一张名片，觉得颇有喜感。后来我才了解到，当时的上海市金融办七八个副主任里，有三四个高配正局级——这本身就说明了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特殊性。
当时《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海归群体中颇有感召力，方星海对《财经》的品牌也高度认可。杂志在上海举办的各类论坛、沙龙，他只要人在上海且日程允许，基本都会出席。但他自矜身份，并非有求必应。有一次，上海金融界发生人事变动，我致电给他，请他透露相关内情。方星海语气不悦，说这种事最好不要找他问。我不得不打消了将他作为重要“线人”的念头。
次年，上海金融办主任吉晓辉调任浦发银行董事长，方星海顺利扶正。我再去拜访他时，他的口风就更为放开。他说，吉是银行业界出身，对官场并不完全适应，回到银行更为合适。
他还坦率臧否其他金融高层。当时总部在上海的交行是国有大行改制的试验田。我为此专访交行董事长蒋超良，文章刊发后，方星海主动提及里面的一些说法，还问是不是记者美化了对方的观点，言语中对时任交行董事长评价不高。我后来想，这可能并不是斯坦福博士对湖南财经学院大专生的俯视，更多还是地方金融办与辖区内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间微妙关系的投射。
"金融办是服务机构，不是管理部门"
扶正之后的方星海，意气风发，颇想有所作为。但金融是"一行三会"垂直监管，地方金融办所为有限。
有一年上海金融行业年终答谢晚宴，方星海上台介绍辖内机构时，脱口表述 “上海金融办管理下的各类金融主体”，我在台下听到这句，感觉似有不妥。紧随其后发言的时任上海副市长屠光绍当场温和纠正：“要更正一下，金融办是服务协调机构，并非行业管理部门。” 我注意到，方星海面露尴尬，短暂一笑带过。
屠光绍曾任证监会副主席，深谙金融监管的权力边界，他的纠正既是事实陈述，也是一种委婉的提醒——地方金融办在垂直监管格局中的角色，只能是服务与协调，而非管理与主导。
这个细节，其实是理解方星海上海岁月的一把钥匙。他所推动的"沪版金融扩权"，本质上是在中央垂直监管的缝隙中，为上海争取政策落地与制度先行先试的空间。2008年，上海金融办出台措施大力发展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2009年国务院19号文发布后，金融办又拟定了九十多项后续重点建设措施，明确"一城一带"（陆家嘴金融城、外滩金融集聚带）的核心区域布局，争取增值税改革和金融高管薪酬奖励等人才政策。
他担任上海金融办主任期间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参与筹备陆家嘴论坛。2008年5月，首届陆家嘴论坛在浦东香格里拉开幕，筹备时间只有三个月。作为创办人之一，方星海自己上阵拟嘉宾名单。他在首届论坛上发问：“伦敦和纽约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两个地区处于不同时区，我们需要有第三个不同的金融时区，位于东亚，这样整个世界才可以实现24小时全天候交易。”2009年上半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在公开活动中，方星海以国际化、市场化为标签，经常提及华尔街的专业、规范与诚信，对当时国内金融行业颇多批评。有时候学界中人发中文电子邮件给他，他会以英文回复。这种风格，让他被视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张名片”。
同是在2009年，创业板推出前夕，创投行业蓬勃发展。有一次，上海邀请了方风雷、单伟建等行业大佬为发展股权投资建言，我受邀旁听。会上单伟建提及，自己投了一家公司，已经是大股东了，但与董事长产生冲突，想换掉对方，对方把所有公章拿走，拒不配合。没有公章就没法走完相关程序，就形成不了具备法律效应的决定。单伟建问，这种情况怎么办？众人皆笑。参会的一位工商部门女干部说，私下里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重新做一套一模一样的公章……
这段插曲回头看，亦是当时地方金融生态的某种注脚：方星海推崇的是华尔街式的规则、契约与法律框架，但落地到中国本土的商业生态中，很多时候解决问题仍然停留在“江湖智慧”的层面。
证监会岁月：市场化改革者的功与过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方星海的一封自荐信，让他得以走进国家财经决策机构中财办。我与上海金融圈高层求证此事，他默认属实，并笑称此次调动是“级别一样高，地位更重要”。
2015年股灾后，方星海被任命为证监会副主席。他在证监会任职期间，是A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推进最密集的时期，也是他个人口碑两极分化的时期。
方星海上任之初，股灾刚过不久，市场情绪低迷，股民对这位海归专家型官员寄予厚望，称之为“放心嗨”，希望在他的监管思路下，股市行情走强，投资者可以放心持仓、放心上涨，期待他推动市场化改革、修复市场信心。
在他任上，A股先后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富时罗素全球股票指数；原油、铁矿石、PTA等特定品种期货陆续向境外投资者开放；他全程参与了科创板、创业板、主板全面注册制的顶层设计，完善硬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机制。
随着他持续推行多项市场化政策，市场持续剧烈波动，股民心态反转，调侃 “放心跌、放心套牢、放心亏钱”，“放心嗨” 至此变成反讽。
他最深受中小投资者诟病的，是新股常态化发行、转融通、量化交易等改革措施。这些市场化方向，是否适合中国股市，中间带来哪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还在于他是放开量化交易的坚定支持者。后来每逢股灾，总有人归咎量化，进一步归结到方星海头上，甚至对他不乏人身攻击。
客观来看，方星海在2015年曾公开解释为何“证监会主席最难做”：
“其他三个监管部门的首长通常都不会导致普通老百姓亏钱，比如你是银监会主席的话，反正老百姓钱存在银行里，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利息的收益。就是证监会主席不好做，搞不好就要让普通老百姓亏钱。因为证券行业，比如说股票，投资股票没有固定的收益回报，老百姓要不亏钱，股票市场的资本配置要比较有效，同时股价卖的也不是特别高。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保证普通老百姓投资股票市场有一定的收益。但这两个条件就很不容易做到。”
2018年的博鳌论坛，方星海曾向同为论坛嘉宾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提问：
“刚才几位资深的政治家都谈到中国这40年走了自己成功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我想问的问题，这条道路显然跟欧洲国家和美国走过的路有点不一样的，中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会变得更加的发达。作为一个欧洲的大国法国，看到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发展模式下中国又变得越来越强大，法国人是不是有点焦虑？是不是会对自己的道路产生一种疑虑？”
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方星海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提问。一个深受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人，在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实践中，始终面临着“参照系”与“本土性”之间的张力。
从上海期间的交往来看，方对其前任的评价，我认为也适合他自己。他非常聪明，但仍有一些书生气和几分傲气，也许更适合做学者。
那一代海归金融官员的探索已成过往。二十年前那张印着“（正局级）”的名片，今天再看，或许正是他一生的隐喻——在一个需要“正局级”头衔来确认自我价值的体制里，一个斯坦福博士的书生意气，终究要被审视、被打磨、被消耗。（作者 | 胡润峰，编辑 | 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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